由海洋研究所許蓁博士、葉子維研究助理、張以杰老師，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太平洋島嶼漁業科學中心（PIFSC）Michelle L. Sculley 博士，以及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漁業科學系的 André E. Punt 教授組成的國際合作研究團隊，近期在《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發表最新研究成果。
本研究提出一套可量化漁業與保育之間權衡的新方法，提出使用聯合物種時空模型（joint-species spatio-temporal model），來建立了一套同時考量保育需求與漁業維生的量化評估框架。透過整合混獲風險（如劍旗魚，SWO）與商業價值較高的目標魚種（如大目鮪，BET）的空間分布，來評估不同空間管理情境下資源保育與漁業產量的雙向影響，並協助管理機構在進行空間漁業管理操作條件下做出「最小漁業損失、最大保育效益」的決策。
由於延繩漁業在全球經濟效益高，但也常伴隨非目標物種的混獲問題（bycatch）。本研究利用台灣遠洋延繩釣漁業 2016 – 2023 年的漁獲與努力量資料，同時建立單一物種（single-species model）與多物種（joint-species model）時空模型，來評估劍旗魚與大目鮪在西南太平洋公海水域（0 – 20°S, 110 – 165°W）的時空分布關係。多物種模型結果顯示，兩者之間的空間密度分佈存在明顯的負相關（解釋力75%），代表在公海漁場提高劍旗魚混獲風險的區域往往不是大目鮪的高密度海域（圖一）。
為協助管理單位更有效地規劃空間禁魚區（spatial fishery closure）管制，本研究進一步提出「混獲風險指數」（Bycatch Risk Index, BRI）來規劃可能的空間禁魚區，將劍旗魚混獲熱區與大目鮪密度熱區整合，系統性的量化不同禁魚區下的漁業與保育權衡（trade-off）。結果顯示劍旗魚禁魚區主集中在 0°- 5°S、110°-140°W，且近年高風險區有向西擴張至 160°W 的趨勢，兩個模型的主要差異在於風險評估的保守程度：單物種模型呈現較大的低風險區與較高的年間變異（CV較大），而多物種模型則將更多海域判定為最高風險並顯示較穩定的核心區風險（圖二）。此外，如果使用 60% BRI 的中度門檻來制訂禁魚區的狀況下，可達到最佳平衡，即為劍旗魚混獲量可減少約 36%，而大目鮪漁獲量僅下降 12%。此外，相較於單物種模型，多物種模型能藉由捕捉兩物種之間的時空依存關係，使得模型的套適力較好（AIC較低），並可提供更有效率的空間禁魚區域規劃（圖三）。
此外，本研究結果同時適用於區域內其他主要遠洋延繩釣漁業船隊（中國、日本及韓國），顯示此方法具有跨船隊適用性（圖四）。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建立一個可量化、可比較且具延展性的評估框架，使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在面對混獲問題時，能更精準地權衡漁業生產效益與保育需求。此方法對於未來管理高混獲風險的遠洋漁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本研究突破了傳統僅針對單一物種的管理思維，提出更貼近實際漁撈狀況的混合漁獲（mixed-species）管理模式，特別適用於高度移動、物種共存度高的遠洋延繩釣漁業，可作為未來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如 中西太平洋漁業組織，WCPFC）的量化工具，協助評估各項空間管理措施對漁業與資源保育的影響。
論文全文：
Hsu, J., Yeh, Z.-W., Chang, Y.-J., Sculley, M. L., & Punt, A. E. (2025). Applying a joint-species spatio-temporal model to guide the reduction of bycatch in longline fisheries with a case study on swordfish in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Ocean.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82(10), fsaf175. https://doi.org/10.1093/icesjms/fsaf175
